每日推荐一本好书|王安忆《窗外与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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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与窗里》内容简介:

感悟人生,行走世界,潜心阅读。窗外的人与窗里的人互为风景;书外的情思与书里的情思,交相辉映。“无论走到哪一座城市,只要来到后院,便会发现所有的风景都有极其相似的内心,那里有我们熟悉的有情有义的东西。”

《窗外与窗里》 推荐理由:

题材丰富多彩,形式散淡不拘,旨趣高远,文采华灼。《窗外与窗里》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
我来自南京,你来自兰州她来自岳阳……
长江献血,黄河献血
洞庭湖也在献缸……
阳光是0型的,爱也如此
阳光适宜于每一个人。献出阳光
把灿烂留给自己
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献血、捐款、捐物,为抗震救灾作出贡献。我们中国文联出版社也在为此尽心尽力。特意策划了《散文悦读季》丛书,作为本社向灾区人民献爱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相信,文化也是一种血液,文学也是一种阳光。

《窗外与窗里》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生,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写作,1987年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89年任上海作协副主席,2001年起任上海作协主席,2006年起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小鲍庄》,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其中《长恨歌》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中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奖,并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启蒙时代》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杰出作家奖等等。
曾以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身份到访过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德国汉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

文摘

第一辑 永不庸俗
永不庸俗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城市,鲁迅先生生活与终年的地方。他和许广平先生在这里建设了他的大家庭之外的小家庭,生下了海婴。他们一家几经迁移,最终定居在虹口区山阴路,一条规模甚大的新式里弄里的一幢房子,身前身后,簇拥着无数同样格式的房型,里面的中等人家,以及他们为柴米油盐所忙碌的生计。鲁迅先生病中,夜里,要许广平先生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就是这里,为烟火气熏暖的四壁墙。先生,一个思想者,在这温饱的市民群里,却将他思想的力度磨砺得更为尖锐,强大。在务实与短见的风气里,不免会走向孤愤,可正是这孤愤,在这庸常人生的头顶上,开拓了一爿高远广阔的精神天空。在夜里,病中,开了灯,看来看去看看的,一定不止是这四壁墙。先生的目光,穿透出去,抵到这暗夜中,水泥世界的何处?我们平凡的眼睛,真的是追不上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先生逝世前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先生已是“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由他口授,许广乎先生笔录的《苏联版画集》序中,有这样几句:“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在那个市民阶层兴起,报业发达,大小副刊充斥了轻俏的花边文字,“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摩登年代,先生颂扬的,是:“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这样沉重与深刻的品质。这品质的由来其实是一个义务,担当人类的不平,苦痛,开凿未来。这也是先生自承于肩,终其一生的文和行所实践的。在这利己的享乐的都市空气中,这声音自然是孤愤的了。
可是,倘若没有先生,忙碌的衣食生计中没有先生的这一份思想的劳作,这城市会是如何的面貌?那挤挨着水泥块垒,因而阴影憧憧,然后又被风月蒙上一层微明的不夜天,先生的“笨重”的思想,投下巨大的黑暗,将悉索琐碎笼罩住,于是,一些狗肚鸡肠的哭笑偃止了声色,收拢与集合起,增积体积与重量,化为蜕变的生机。
这个城市,从先生身后,走过许多艰涩滞重的时日,人世在渐渐地变好。先生看苏联红场上游行的纪录片时,对海婴说:我看不到,你可看到的情景,已经演过,红场亦已谢幕。许多尖锐的冲突缓解了,或者说换了方式,世界在走向协调,和平,共同进步。同时,又产生出新的差异和问题,向人们提着更高的要求。生活仍然是严峻的,不容思想者懈怠努力。在现今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市场的兴起推我们追赶上现代化的脚步,却也带给我们困扰。文化市场为追求最大效益,不惜迎合庸俗的趣味,创造者迎合市场,写下规避现实的粉饰文字,“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写作者迅速产生,壅塞了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披上一件轻薄亮丽的外衣。现在,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又登上舞台,糜丽的声音不绝于耳,而我情不自禁地,要在其中追寻先生的身影,那笨重的,巨大的身影,因有了他,“三十年代”便不止是摩登,风月,夜夜笙歌,还是铁流,呐喊,堡垒。
我禁不住要想起先生,揣测先生,在今天会发出怎样的声音?而我又似乎已经听见了先生的声音,他的六十年前的声音,在今天依然有声响,依然铿锵有力,依然有针对性。这孤寂的声音,穿透了多少年周而复始的时尚,潮流,至今还是声音嘹亮。那些与先生故居相似的旧里房子,大多已成为推土机下的瓦砾,碾碎了再起新高楼。在那壁缝里,还响着先生的沉重的足音,警示我们,不可堕落庸俗。我们切不可使器重后辈的先生失望。
怀念萧军先生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像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蹚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通”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孱弱单薄的肩背。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封一封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
怀念萧军先生致师长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这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期间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
我想着,从去年5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作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楚。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20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换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1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英特纳雄耐尔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0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到的东西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避垒”两个字——Block,是不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字——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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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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