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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内容简介：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大地狼烟滚滚，生灵涂炭。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对这座城市和城中的军民进行了丧失人性的洗劫和杀戮。这场为期6周，超过30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却在战后因种种原因而鲜为人知，甚至日方一再否认大屠杀的存在。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推荐理由：
1937年12月，日军攻入中国古都南京。几周之内，30多万中国平民和士兵遭到有计划地强暴、折磨和屠杀——死亡人数超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人数的总和。
张纯如不仅在书中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并首次发掘了许多重要文献。
全书先是从日本士兵、军官为什么完全脱离了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日本学校和教科书从心理层面向学生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蔑视，以及高度军事化的教育体制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根源性原因。
在这本书的核心篇章里，作者通过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资料以及实地考察与研究，极其详实地记录了日本军队残暴、灭绝人性的屠杀行动，深刻揭示了日本侵略军的凶残本性。同时，作者还生动记述了南京安全区里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南京活菩萨”明妮•魏特琳拯救中国人的英雄壮举。
最后，作者以悲愤的笔触揭露了世人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幸存者的命运等鲜为人知的情节。
这本书是关于这段恐怖历史的权威之作。
作者简介：
作者：（美）张纯如（Iris Chang）译者：谭春霞、焦国林
张纯如1989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芝加哥度过了短暂的记者生涯，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写作硕士学位。
作为美国著名的年轻历史学家之一，张纯如曾获得众多荣誉，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项目奖、华裔美国人组织年度女性奖、伍斯特学院名誉博士、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名誉博士等。1991年，张纯如与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结婚，并育有一子。
她的作品刊登在《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多家出版物上，此外，她还接受众多电视和广播节目的采访，并发表过众多演讲。除了《南京大屠杀》之外，张纯如还有《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和《美国华人》（The Chinese in America）两部著作问世。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轿车内开枪自杀。
序言
该书中译本《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出版，又已过了5年。2012年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在这5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我为我女儿纯如写的英文回忆录《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已于2011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也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2年4月出版。在回忆录中我详细记载了纯如自出生到逝世的36年短暂的一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即她写作该书的详细经过。中信出版社为南京大屠杀75周年重新翻译出版纯如的这本著作，我感到非常荣幸能为这本书再做介绍。
纯如在该书写作及出版的过程中付出许多努力，最后克服困难完成写作。纯如在1995年1月就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及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集数据，后来又在1995年7月到南京实地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美后，纯如努力阅读整理所得资料，并在1996年找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领袖德国商人拉贝的外孙女而发现了《拉贝日记》。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纯如孜孜不倦的努力得到的结果。纯如在写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屠杀的血腥的文献和报告，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震撼，导致失眠、厌食。但她仍然坚持完成该书，她对我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言。”这都基于她为受害者鸣不平的执着。这是她维护历史真相、保护人权的一种热忱的表现，当然亦是她本身敬业精神所至。
该书于1997年11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出版，出版后不久就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 销书排行榜，并达3个月之久。纯如是当时唯 一一位作品登上非小说类排行榜的美籍华人，因此该书立刻受到了美国出版界的重视，在美国引起轰动。后来该书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文字，成为一本国际畅 销书。一般来说，美国主流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历史非常熟悉，对“二战”中日本对中国及邻国的侵略历史却所知有限。这要归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亚洲“二战”历史的漠视。该书当时是唯 一用英语专题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不仅叙述了这段不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的可悲历史，更重要的是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批评了人类的种族歧视现象，并探讨了幸存者人权的问题，体现了纯如维护人权及正义的热忱。该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二战”亚洲战场中日本侵华历史有极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1999 年9 月，纯如在一封给我们的家书中写道：“南京大屠杀终于在世界历史中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页。我上周去本地的书店时，发现许多新近出版的有关20世纪历史的著作中都写到了南京大屠杀。例如，马丁• 吉尔伯特在他的长篇巨著《20世纪世界史（第二卷）：1933~1951年》中就写到了南京大屠杀，甚至还直接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彼得•詹宁斯的《世纪》以及史蒂芬•安布罗斯的《新编“二战”历史》中也提到了南京大屠杀。”该书的出版改变了西方英语国家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
另外，该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例如2005年，当日本想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为常任理事国时，在美国的华人发动签名请愿上诉运动，反对日本得到这个特殊地位。那时全球网民在短短几周内就征集了数千万签名，向联合国请愿，成功地阻止日本野心得逞。很多文章及新闻报道都提到日本没有资格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原因，就是日本仍然没有真诚地为“二战”中的战争罪行道歉。而提到日本在华罪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许多的报道均提到纯如的这本书。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惨剧因这本书在国际上已被广泛地认知。
2007年为南京大屠杀70周年，各地举办许多活动纪念这段历史。其中有加拿大制作的电影《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和美国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在国际上都轰动一时。影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描述了纯如追溯这段历史的经过；《南京》以纪录片的形式描述南京大屠杀，是美国在线前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受到纯如这本书的启发和感召，个人投资200万美元拍摄而成。2009年，中、德、法合作制作的电影《约翰•拉贝》是根据《拉贝日记》拍摄而成，描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英勇拯救并保护中国难民的事迹。《拉贝日记》是纯如1996年在德国找到拉贝的后裔而发现的，这是南京大屠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证言。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发现《拉贝日记》是纯如对这段历史最大的贡献之一。所以该书在帮助世界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纯如的这本书一出版，美国的各大报纸刊登了许多关于该书的书评，这些书评对这本书有着高度的评价。就在这本书受到许多人的推崇时，日本右翼分子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了针对这本书的一连串攻击。不久，美国国内也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开始批评这本书。但与正面的评论相比，批评的声音只是极少数。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任何成功的作家（特别是成功的年轻作家）不可避免的。其实，纯如从来都未自我标榜过这本书是这段历史的权威著作。她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表示，希望这本书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进行更多的研究。美国著名的“二战”史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曾经说：“张纯如是近代最卓越的年轻历史作家，因为她懂得如何将历史写得令人感兴趣。”这大概是对该书的某些批评者最 好的回答。
由于这本书的关系，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政治的复杂和黑暗。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变为一个经济大国，并使用大量的金钱对美国各阶层展开攻势，粉饰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及爱好和平的国家，但对“二战”中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避而不谈，反而把日本描述为“二战”的受害者，将日本对这些国家的侵略美化为拯救这些国家。我们还要注意，有些在美国研究中国或亚洲的所谓“历史专家”其实是在日本大量的金钱资助下为日本说话的。在美国大学里有些研究中日历史的经费也是来自日本，因此他们的研究很难保持客观。这一切，当然美国应该对此负一部分责任。战后为了拉拢日本，使之成其盟国，以便对付共产主义国家，美国保持了日本战前的政治结构，并使许多日本战犯逃避了应有的惩罚，这批战犯及他们的后裔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核心人物。
写到这里使我最为痛心的是南京大屠杀75年后，日本仍然未真诚地向中国道歉和赔偿。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掩盖战争罪行，篡改历史。最近日本对钓鱼岛的“购岛”及“国有化”一连串的闹剧，更可见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仍在为日本做“大东亚共荣圈”的白日梦。因此我们绝不能遗忘这段历史，而且要努力教育下一代铭记这段历史。
因为日本自“二战”后从未对自己的罪行真正地进行过道歉，所以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呼吁日本真诚地反省，力促日本对受害国家的人民道歉及赔偿。纯如在前言中用警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来警醒世界。
199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否认历史将摧毁日本”的文章（1995年7月2日），他指出：“日本一定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进行道歉和赔偿。这是基本的要求，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赞成。但是有一群保守的日本党派和商界领袖反对。” 如果日本未来希望得到各国的尊敬，唯 一的途径就是要对“二战”中其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真诚的道歉和赔偿，这样中日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友好与和平。纯如在书中强调，她写本书的目的不是煽动仇日情绪，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是为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
纯如不幸于2004年去世。在我写的回忆录里，除了描述她一生为真理正义而奋斗，我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她精彩的一生。纯如自始至终坚信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所说：“由于张纯如的这本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为之终结。”
在此寄语读者：“勿忘历史，以史为鉴！”并以此与各位共勉。
张盈盈
2012年9月27日写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市
后记
南京大屠杀只是在漫长的9年战争中日军无数野蛮暴行中的一个事件。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就已作为亚洲第一个违反战争禁忌的国家而臭名远扬，它不仅将空军作为战场上的武器，还将其作为恐吓平民的手段。接着，日本又发动军队进行了一场始于上海、经由南京并推进到中国内地的杀戮运动。
虽然日语中并没有对中国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说法，但日本帝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某些地区彻底消灭所有人的政策。最残忍的政策之一是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该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一位沮丧的日本上校在日记中透露了这一残暴政策是如何简单明了：“我接到上级命令，要把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杀掉。”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1941 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消灭华北农村地区所有人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运动，导致该地区人口从4 400 万锐减到2 500 万。至少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即朱尔斯• 阿彻（Jules Archer）认为，从该地区消失的1 900 万人中大部分遭日军杀害，不过其他学者推测有几百万人逃到了安全地带。3《中国的血腥世纪》（China’sBloody Century）一书的作者R•J• 拉梅尔（R. J. Rummel）指出，即使该地区消失的人口中仅有5%的人遭到日军屠杀，这一数字也接近100 万。
日本人还对中国发动了残忍的生物实验战。有些生物战是报复性的，由于怀疑某些村庄曾在1942 年4 月协助美国飞行员对东京进行空袭，日军直接对这些村庄进行报复。在可以用作轰炸机着陆区的地方，日军屠杀了25 万名中国平民，并在方圆2 万英里的区域内破坏了所有中国机场。战争期间，华北同其他地区一样，所有城市和地区都成为生物武器的袭击目标。我们现在知道，日军飞行员将带有瘟疫病菌的跳蚤撒播到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大城市，并将装有致病细菌（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副伤寒）的烧瓶投入河流、井水、水库和民房。
日本人还在食物中掺入致命的细菌，使中国平民和军队受到感染。将掺有伤寒病菌的饼丢在露营地周围，诱惑饥饿的农民食用；在释放数千名中国战俘之前，将带有伤寒和副伤寒病菌的食物分发给他们。最终的死亡人数令人难以置信，在157.8 万~632.5 万人之间。7 拉梅尔提出了一个审慎的估计数字：死亡394.9 万人，其中只有40 万人不是平民。他还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的抢劫、轰炸和医学实验所导致的饥荒和疾病还导致了另外数百万人死亡。如果这些死亡人数也被记入最终的统计数字，那么可以说日本在对中国的战争中杀害了1 900 多万中国人。
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地理解，日军在施暴时究竟出于什么心态。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幸存者甚至当年的施虐者本人总结了日军赤裸裸的残暴行为背后的动机。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恐怖暴行与日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导致的。《隐藏的恐怖：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书作者田中雄喜认为，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军队对其官兵施加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的等级特性，这种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是由与天皇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在侵占南京之前，日本军队就已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给军官洗内裤，或是顺从地站着任由上级打自己耳光，直到被打得鲜血直流。
用奥威尔式的说法，对日本士兵的日常打骂称为军官“爱的行动”，日本海军通过“铁拳”整肃军纪的做法则被称为“爱之鞭打”。有人指出，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日本士兵到达海外后，他们在严酷的等级制度中积聚的愤怒突然找到了发泄口。在国外或殖民地，日军作为天皇的代表，对该地民众享有极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也比当地最有权势和名望的中国人地位高，由此不难看出，多年来一直压抑的对权威的愤怒、仇恨和恐惧终于在南京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虐行为。长期以来，日本士兵一直默默忍受上级施加给他们的一切虐待，而今中国人也必须接受日本士兵给予他们的任何惩罚。
学者们认为，导致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而成的。尽管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种族特征（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以扭曲的方式认为这威胁到他们自身的独特性），但日本军队中许多人将中国人视为低于人类的物种，杀死他们就像捏死一只臭虫或杀掉一头猪一样，无须承受任何道德压力。事实上，无论在战前还是战争期间，日本各级军人经常将中国人与猪相提并论。例如，一位日本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与我完全不同。你将中国人看作人，我则将他们看作猪。”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日本军官将中国俘虏10 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推入坑中烧死，他为自己开脱罪责时解释说，他杀死这些中国人时的感觉与杀猪是一样的。121938 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写的日记中坦言：“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的性命更有价值。因为猪肉还可以吃。”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1933 年，一位日本将军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每一颗子弹都必须注入帝国的光辉，每一把
刺刀的刀尖上都必须烙有民族精神。”
几乎没有日本士兵怀疑他们在中国的使命是否正当。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永富角户说过，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相信，天皇是全世界理所当然的统治者，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控制亚洲是日本的天定命运。一位当地的基督教牧师问永富：“上帝与日本天
皇，哪一个更伟大？”他毫不怀疑正确答案是“天皇”。有一个比上帝地位更高的天皇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便坚定地采取下一步行动——相信战争（甚至与之相伴的暴力）最终不仅使日本人民受益，而且使战争的受害者从中获益。许多日本人认为暴力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工具，日本的胜利将对所有人有利，并有助于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中国。日本那些无情殴打学生和士兵的教师和军官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他们对受害者拳脚相加时，坚持认为这完全是为了他们好。
松井石根将军在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时，他或许对日本人这种自欺欺人的普遍心理进行了最 佳总结。1937 年，他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自己的支持者：“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中国。”后来，他经常这样评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亚洲大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战争期间我一直怀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必须将这场战争视为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
无论战后的事态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人类荣誉的污点。然而，这一污点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厌，是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写下恰当的结局，甚至到了1997 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 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另外，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依然鲜为人知，因为极少有人系统地收集相关文献，并向公众讲述这个历史事件，这同样是对受害者可耻的冒犯。
本书在开篇试图拯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使他们免遭日本修正主义者的再度羞辱，并为数十万南京的无名坟墓献上我的祭文。在本书最后，我将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一些个人探索。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有人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危险的种族，具有独一无二的邪恶本性，永远也不会改变。但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文献，以及世界历史上关于古代各种暴行的记载，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与其说是危险民族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而这些观念原本是与人性相悖的。南京大屠杀应该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20 世纪90 年代，世界上研究大规模屠杀（拉梅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种族灭绝和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泰斗拉梅尔完成了对20 世纪以及古代暴行的系统性量化研究，并引用著名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拉梅尔发现，政府权力所受的约束越小，该政府就越有可能根据其领导人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心理阴暗面的冲动行事，发动对外战争。18 日本也不例外，诸如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即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可预见的。由军队和皇室精英控制的威权政体，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策动整个民族去实现少数精英群体的病态目标。
要吸取的第三个教训也许是最令人痛心的，即人类心灵竟能如此轻易地接受种族屠杀，并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为消极旁观者，在面对最不可思议的暴行时无动于衷。南京大屠杀当时是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当南京整座城市陷入肆意屠杀时，世界上大部分人却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当年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与世人对发生在波黑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反应，竟然如出一辙：当成千上万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死去时，全世界的反应不过是一边收看新闻报道，一边搓搓手而已。人们可以辩解说，“二战”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没能及早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是因为种族屠杀是在战争期间秘密进行的，而且纳粹的屠杀冷酷而高效，直到盟军士兵解放集中营，亲眼看到那里的恐怖景象后，大多数人才相信之前不断收到的相关报告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就南京大屠杀或是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杀而言，这种借口却不成立。南京暴行早就显著地刊登在《纽约时报》之类的报纸上，而波斯尼亚暴行则几乎每天都在每户人家客厅的电视里播放。显然，人性中存在诸多怪诞之处，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最恶劣的邪恶行径化作平淡无奇的小事，前提是此类罪恶远在天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威胁。
可悲的是， 世界依旧以消极的旁观者心态面对日本的二次强暴——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有甚者，日本极端主义分子还试图将这一事件从世界历史中抹去。若想更好地了解这种不公平的严重程度，人们只需比较一下战后日本和德国政府对受害者的赔偿情况即可。毫无疑问，单靠金钱并不能换回罹难者的生命，也无法抹去幸存者记忆中的创伤，但金钱补偿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即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是由于施虐者的邪恶。
截至1997 年，德国政府至少已经支付了880 亿德国马克的补偿金和战争赔款，并且在2005 年之前还会支付另外200 亿德国马克。如果将德国政府支付的所有赔款都计算在内的话，包括个体受害者赔偿、财产损失赔偿、抚恤性赔偿、国家法定赔偿、个别案例的最后赔偿，以及根据与以色列和其他16 个国家达成的战争赔款协定而做出的赔偿，总数将近1 240 亿德国马克，约合600 亿美元。日本则几乎没有对其战争罪行支付过任何赔偿。在当今时代，甚至瑞士都保证将出资数十亿美元设立一个基金，用以归还曾经从犹太人账户上盗取的资
金。许多日本领导人则继续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的国家没有做过任何需要对他国进行赔偿的事，甚至无须为日本过去的行为道歉。他们声称，有人指责日本政府曾犯下的许多极其严重的暴行从未发生过，那些证明这些暴行的确发生过的证据不过是中国人和想打击日本的人捏造出来的。
日本政府认为，所有战争赔款问题都已在1952 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解决了。然而，仔细阅读该条约就会发现，赔款问题不过是被推迟到日本财政状况改善时解决。该条约在第五章第十四条规定：“兹认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目前的资源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
冷战期间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日本不仅逃避了战争赔偿责任，而且得到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帮助之前的敌国成长为经济强国和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今，亚洲许多国家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前景非常关切。里根执政期间，美国推动日本增强军力——这让许多战争期间曾遭受日本多年侵略的国家非常不安。“漠视历史的人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受害者。”“二战”期间曾担任麦克阿瑟将军副官的菲律宾外交部部长、普利策奖得主卡洛斯• 罗慕洛警告说。他还很了解日本文化所激发的竞争性民族精神：“日本是意志非常坚定的民族，他们也很有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没人料到日本会变成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强国之一，但它现在已经是了。如果给日本成为军事强国的机会，它一定能够成为军事强国。”
冷战已经结束，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其他曾在战争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如今也在国际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并有可能挑战日本。未来几年，声讨日本战争罪行的激进主义或许会获得迅速发展。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讲，亚洲人在北美公共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年青一代的华裔美国人和华裔加拿大人与其主要集中在科学领域工作的父母不同，他们正迅速在法律、政治和新闻领域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过去，在北美的亚洲人极少涉足这些领域。
从我开始着手本书的研究到完成写作这段时间，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有了重大进展。20 世纪90 年代，关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本人利用战俘进行活体实验以及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其他暴行的小说、历史图书、报刊文章大量增加。截至1997 年，旧金山学区计
划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列入课程表，华裔地产商们也已经设计好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蓝图。
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美国政府开始回应活跃分子的要求，向日本施压，促其直面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恶行。1996 年12 月3 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一份日本战犯的观察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 年4 月，美国驻日本前大使沃尔特• 蒙代尔告诉媒体，日本需要诚实地直面历史，他还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日本能就其战争罪行进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大屠杀甚至已经成为一项议案，很快就会提交众议院。22 1997 年春，美国国会议员同人权活动家起草了一份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及其他国家战俘的法案，要求日本正式道歉并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
迫使日本政府面对其战时恶行的运动甚至在日本也赢得了支持。日本官方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的暴行，这在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中激起相当的羞愧和不安。少数敢于直言的日本民众认为，如果日本政府想在未来获得邻国的信任，必须坦承自己的过去。1997 年，日本唯爱社发表如下声明：
在过去的战争中，日本傲慢自负地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给许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带来苦难。在20 世纪30 年代前后的15 年间，日本不断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数千万中国人成为受害者。在此，我们诚挚地为日本过去的错误道歉，并恳请你们原谅。
当代日本人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他们可以继续自欺欺人，相信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一场圣战，仅仅因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自己才不幸落败；他们也可以承认真相，即世界之所以变得更美好是因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战败，未能将其可怕的“爱”强加于更多民族。唯有正视历史，日本才能与本民族过去的恐怖行径一刀两断。如果当代日本人在维护历史真相方面继续无所作为，他们就会在历史上留下同其战时先辈一样的污点。
日本必须承认自己在南京犯下的罪恶，这不仅是一种法律责任，更是一种道德义务。至少，日本政府应该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对在浩劫中蒙受损失的受害者进行赔偿；最重要的是，日本要教育下一代正确面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如果日本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为玷污其历史的黑暗一章画上句号的话，这些早该采取的行动对日本至关重要。
文摘
通往南京之路
要理解日军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为什么日本士兵的行为竟然完全脱离人类基本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鼓励这种失控行为的发生？日本政府是怎样参与其中的？日本政府对于从本国渠道获得的报告，以及来自南京大屠杀现场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么反应？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相关的日本历史谈起。
20世纪日本人的民族特质是由一种业已存在千年的社会制度锻造出来的，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等级的确立和维持是通过军事斗争实现的。千百年来，日本列岛上强大的封建诸侯雇用私人军队，彼此征战不息；到了中世纪，这些军队逐渐演变为日本社会独特的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即“武士的行为规范”）。为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无上的荣誉。
当然，这种荣誉规范绝非日本文化首创。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最先指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对其统治者应尽的义务是：为国捐躯，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更进一步，对军事义务的界定远远超过了正当和适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严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没能光荣完成军事任务，就要自杀谢罪：通常情况下武士要在多个证人面前实施高度程式化而又极端痛苦的剖腹仪式，大无畏地自杀身亡。
到了12世纪，在征战中获胜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权势的家族）首领成为幕府将军，他雇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后裔（广受尊崇的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武士阶层获得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神圣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有少数人遵循的武士行为规范逐渐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尊崇的行为典范。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18世纪开始崭露头角，并在现代战争实践中趋于极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受过正规训练的日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直接撞向美国战舰，日本青年这种誓死效忠天皇、随时准备献身的行为给西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并非只有少数精英团体拥有这种宁死不降的信念，人们惊讶地发现，盟军投降与战死的比例是1∶3，而日军的这一比例则是1∶120。
另一种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选择。15世纪末16世纪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免受外国影响。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受外部侵扰，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完全隔绝，新技术无从传入，进而威胁了国家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剑和火枪的水平。
到了19世纪，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茧自缚的日本再也难于自保，陷入了极度不安与仇外的绝望。1852年，时任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对日本拒绝开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极为不满，加上他以“白人责任论”（当时将欧洲扩张主义合理化的一种观点）的心态看待其他社会，于是决定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前往日本，以终结其孤立状态。佩里仔细研究日本历史之后，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武力的方式震慑日本，逼其就范。1853年7月，佩里派遣一支冒着滚滚黑烟的小型舰队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见识了蒸汽动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枪、面目凶悍的侍卫簇拥下，佩里昂首阔步前往幕府将军的驻地，要求会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说佩里的到访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了。关于此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这样写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如同宇航员宣布形状怪异的外太空飞行器正在飞向地球一样。”3惊慌失措的德川贵族阶级匆忙藏好细软，召开会议，准备应战。但最终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接受美国代表团的要求。仅此一次造访，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各种条约，而且为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打开了与日本通商的大门。
此次蒙羞在日本这个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怨恨。日本当权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张应该立即向西方列强宣战；其他人则主张谨慎行事，认为战争只会削弱日本而非敌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敦促领导阶层安抚入侵者，师夷长技，徐图复仇大计：
在机械制造方面，我们还无法与外国人抗衡，因此我们应该与外国保持交流，并学习他们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术，等我们（日本）各藩属国团结如一时，就可以走出去，将外国的土地分封给战功卓著的将士；这样，士兵们将争先恐后地表现其勇猛果敢，那时我们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这一观点并未公开流行，却颇有预见性。因为它不仅预示了日本将要奉行的战略，还描述了日本人长期以来认为生命属于国家而非个人的理念。
面对西方入侵，德川幕府没有明确的行动方案，于是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实际上宣告了其统治的终结。幕府将军安抚外敌的政策与其忠诚支持者的要求相距甚远，招致许多人的唾弃；鹰派反对者也对其大加批判，认为幕府将军对入侵的谨慎回应无异于向外国蛮夷卑躬屈膝。由于确信幕府已经失去统治资格，反叛各藩结成倒幕联盟，推翻了幕府统治，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天皇的名义获得胜利，并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旨在将日本从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国家转变为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将崇拜太阳的神道教尊崇为国教，将天皇视为国家的象征，扫除地方割据势力，进而统一日本列岛。新的帝国政府决心最终战胜西方，因而将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准则。来自国外的威胁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精神净化，这一时代后来被称为“明治维新”。此时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各种民族主义的口号：“天皇万岁！驱除蛮夷！富国强兵！”
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在科学、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迅速步入现代社会。政府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政府还控制本国工业，创设兵工厂，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国家军队，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日本还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国防战略，其中最推崇德国的军事制度。但是，日本留学生带回的关于西方技术和国防战略的知识击碎了日本长久以来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使它陷入深切的不安，对将来向西方宣战时必胜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到19世纪末，日本已准备好大展拳脚，在其亚洲邻邦身上测试自己的新力量。1876年，明治政府派遣一支由两艘炮艇和三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通商条约——此举不禁使人想起当年佩里强迫日本开埠通商的情景。
随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虽然确立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但10年不到，当中国试图平定一次由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时， 中日两国爆发了大规模冲突。1894年9月，双方宣战后仅仅6周，日本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次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若不是后来西方列强的干预，日本原本会取得全盘胜利。战后日本获得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最后被迫归还给中国。这进一步表明遥远的欧洲列强具有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会激励日本痛下决心，努力在军事上超越西方宿敌。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增加了1倍，并在军备制造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种努力发展军事力量的战略很快得到了回报。日本扬言不仅能在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且能打败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重新夺取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港，并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获得库页岛的一半和在东三省的商业优势。对一个过去50年来在西方羞辱中卧薪尝胆，同时又自尊自傲的国家而言，此次胜利实在令人振奋。当时一位陶醉于胜利喜悦的日本教授曾经这样总结整个国家的雄心壮志，宣称日本“命中注定要对外扩张并统治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