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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诗人维·希姆博尔斯卡。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称：“（她）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2012年2月1日，希姆博尔斯卡在克拉科夫家中去世，享年88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高度赞誉这位杰出的诗人，称其为“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
在希姆博尔斯卡获得诺奖后，汉语读者和诗人对这位风格独特的波兰诗人的关注是越来越多了。然而，由于诗人写作的母语是一门真正的小语种，能够阅读原文的人十分有限，译介也很难说到位，所以，国人对希姆博尔斯卡的关注和理解，与其写作的重要性仍然是很不相称的。与我们对另一个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巨大热情相比，很多人对希姆博尔斯卡的态度简直称得上“淡漠”。在此背景下，现在我们看到，喜爱和翻译希姆博尔斯卡的人正在多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比如手头的这两本由林洪亮先生翻译的《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Ⅰ》和《希姆博尔斯卡诗集Ⅱ》就涵括了她的14部诗集。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属波兹南省），八岁时随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因为“二战”爆发，她的中学学业是在地下学校完成的。1945—1948年间，她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盖沃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语言文学，并开始发表作品。
希姆博尔斯卡于1952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收诗26首。这是一部主题非常“主流”的诗集，战后重建、反帝反侵略、爱情和动物保护，诸如此类，题材普通，但是仍然充分显示了作者引人注目的诗歌才华。不过由于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作者后来全部否定了自己的这些写作，拒绝将它们收入个人的作品选集。但在当时，诗集的出版使年轻的诗人获得广泛的承认和赞誉，诗人也加入了作家协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1966年因为坚持个人的信念，不满当时对于著名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的处理，她脱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诗人这种出于良知的正义感，也充分表现在1980年代初她对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地下刊物的支持和参与。
1954年诗人出版了诗集《向自己提问》，收诗14首。这本诗集体现了作者后来继续发展了的哲理风格，所以也被认为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不过，应该说，1957年出版的诗集《呼唤雪人》，才真正表明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在这本诗集里，作者的历史意识开始成熟，诗歌主题所及更加开阔，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也更能体现她对于诗歌写作的整体理解。在这些作品里，最为杰出的诗篇当属那些表达了诗人的历史反思、生活热情，以及想要通过诗歌重构世界理想的篇什。幸运的是，这时波兰国内迎来了一个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相对宽松的“解冻”期，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纷纷登上文学舞台。希姆博尔斯卡写作热情和创作深度与日俱增。
到了1962年，她出版了真正成熟的诗集《盐》。在此，她经常以一种质疑的眼光观看事物，试图在诗中对普遍人世表达一种“超然的同情”。这种风格在诗人此后出版的作品里得到强化，成为其标志性的风格。在1970年代，希姆博尔斯卡已经成为波兰国内最受读者欢迎的诗人。从“解冻”时期算起至70年代末，诗人的创造进入到一个丰富、稳定而成熟的最佳状态，艺术上达到极高的成就，除《盐》以外，她先后出版了《一百种乐趣》（1967）、《任何情况》（1972）、《大数目》（1976）等重要诗集。自1980年代初，她到了退休的年龄，生理上虽然已进入晚年，但创作力不减，还出版了《桥上的人们》（1985）和《结束与开始》（1993）两部诗集。与此同时，诗人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直至1996年获得象征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这让不少人感觉意外，认为是“爆冷”，虽然不可绝然排除幸运之神眷顾这个因素，但诗人的实力和作品的杰出程度毕竟是更主要的因素。
在获得诺奖后，诗人仍有新作问世，并结集出版《冒号》（2005）、《这里》（2009）等。诺贝尔文学奖也并未成为“死亡之吻”，只是由于诗歌写作固有的“以少胜多”的特点，以及诗人一贯精益求精的态度，她从不轻易出手。
我曾以希姆博尔斯卡为例，探讨诗人的身份问题。在我看来，希姆博尔斯卡是现代诗人里，在如何对待写作、如何做一个诗人的问题上为数不多、堪称榜样的诗人之一。这不仅直接体现在诗歌写作上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更间接表现在对于写作本身的理解，她对诗歌可能具有的功能、诗人在生活和精神上有何作为等等方面，都做出了示范。
中年时期，希姆博尔斯卡写下“写作的快乐”。那时，她认为写作是“一只易朽之手的复仇”，而在进入晚年后，她在诗里表达了略显不同的看法：
诗歌，/可诗又是什么。/如果你向他们提问，/他们的回答支支吾吾，/都在这个问题前败倒，/我也不懂，不知道，/但还是紧紧抓住它，/就像抓住救命的栏杆。（《有些人喜欢诗》）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诗人与世界》一文里，希姆博尔斯卡讨论了诗人身份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如何不尴尬地做一名诗人”的问题。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说出了她所理解的一个诗人的本位，“写出好诗”。她相信一个诗人的生命在于其作品的意义，她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在大厅里集体感受我的诗歌的魅力。我只希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自己的家里找到片刻时间，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或杂志，阅读我的诗，因为我永远都是为单个的读者写作的。”这就是说，在灵魂交流之外，诗人对于读者别无他求。
所以说，即便是在如何作为一个诗人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妨学习希姆博尔斯卡，多一点可爱的反讽意识，一如她在《夸我姐姐》一诗中体现的那样。进一步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诗人也是普通人），保持生活的热情也许才是诗歌存在和继续下去的秘密所在。诗人可以“骄傲”，但诗人的骄傲，只应出于对生命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和禀持，绝不应是高人一等的自以为是，或者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幻觉。说到底，如果诗歌并非一种自我的需要，或者一种精神生活的常态，诗歌就什么也不是。诗歌并不抽象地被需要，诗歌永远只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所渴求。诗歌最终也只能带给我们的生命一种充盈、丰沛的感觉。明乎此，对于诗歌存在的意义，以及作为诗人存在的方式，也许我们才能像希姆博尔斯卡那样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合乎情理的态度。
（文：中华读书报- 李以亮）
